21/September/Every Year

Peace day

为自由而战

为自由而战［英伦随笔（4）］

王丹 @ 2010-5-25 10:16 阅读(2787) 评论(11) 推荐值(155) 引用通告 分类: 英伦随笔

2月我在柏林参加一场研讨会，聆听了牛津大学教授，着名历史学家Timothy Garton Ash的精彩演讲，令我印象深刻。结果上个周末我参加圣安东尼学院的“高桌”(High Table）晚餐的时候，居然遇到Ash教授主动过来打招呼。原来他根本就是圣安东尼学院的成员。

Ash教授不仅是权威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卫报》每周一篇专栏，针砭时弊不遗馀力，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最近英国一批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推动维护自由的社会运动，Ash教授就是发起人之一。

３ 月１日，一场旨在维护公民自由，反对政府滥权的公民会议在英国的八个主要城市同步举行，主会场设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社区，超过 １５００名听众，自愿付出３５镑的入场门票参加了会议。150名着名的社会公众人士，如作家Philip Pullman,音乐家Brian Eno,记者Fatima Bhutto，《卫报》总编辑Alan Rusbridger,人权律师Helena Kenneday，当然，还有Ａｓｈ教授等，在不同城市的会议上就同样的主题发表演讲。他们批评英国政府和法院合作，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收集过分 详细和大量的公民的个人资讯，把英国推向“数据式警察国家”的边缘。他们呼吁人民行动起来，在下次选举中表达不满，防止公民的自由被政府侵犯，防止新的科 技手段被政府用来监控人民。

去年以来，围绕晶体身份证的政策，英国社会的热烈讨论就持续不断，而最近英国政府修改相关法律，允许政府官员 调阅遍布英国大街小巷的监视器的画面，更是火上浇油。连联合国的人权高级专员都对这样的政策提出批评。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公众知识分子群体，而他们的反对也 逐渐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去年，支持晶体身份证政策的民众达到８０％，而最近的民调则发生大逆转，８０％的民众对这个可能导致太多个人资讯被政府掌握的政策 表达反对意见。这次有这麽多的民众愿意付出不菲的门票（收入将用于民权运动的推展）来参加会议，也可以看出公众的担忧正在蔓延。

这次的公 民行动的名称是“现代自由公约”，由50个民间组织和《卫报》等媒体共同发起，宗旨是：“呼吁人民警惕在反恐，金融危机以及数据国家的压力下，人民的基本 权利与自由受到的威胁”。Ash教授告诉我，他认为这次的行动，有一个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参与的人跨越党派界限，囊括了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

而 从这次公民运动中，我也仿佛看到了民主制度的精髓部分，那就是公民行动的力量。政府永远有侵犯人民自由的冲动，所以人民永远要有抵抗政府的自觉意识。在一 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下，人民不仅随时要警惕国家以及国家政策对公民个人自由的侵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用公民社会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 的自由。

内部革命札记

内部革命札记 ——反思“午夜凶铃”

崔卫平 @ 2010-3-21 16:59 阅读(2998) 评论(0) 推荐值(4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在 纪念扬·帕托切克那篇小文中，我运用了一个“内部革命”的提法，需要进一步表述。这是对于自己前些日子所做的、被称之为“午夜凶铃”活动的反思，也是对于 “零八宪章”的反思。首先，任何情况下（至少在它仍然遭受压制的情况下），我不会放弃自己的“零八宪章签署者”的身份，相反要坚持它。坚持这个身份，就是 坚持一种现实性，坚持作为受迫害者的处境。以一种“不光彩”的标签来称呼自己，以你对我施加的“罪名”来命名自己，这是我的尊严和我的反抗方式。

零 八宪章是在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内，是政治改革的蓝图或前景（见杜光先生）。我只是不反对这个文本中表述的主要原则，但并不正好视其为自己的选项。在 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八十年代一个修正主义的神话，是一个外科手术的思路。实际上，这个神话已经寻找不到补充它的能量。需要寻找新的起点与动力。

新 的起点与动力是否可能是一条相反的道路？比如，这回拿出的，不是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设计图，不是关于社会进步的总体方案，也不是关于国计民生的一揽子计 划，而是有关每一个自己的计划，他的道路，他的前景，他自己的方案。这不是等于说每个人都必须将它们写在纸上，告诉别人，而是说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和清理自 己，在自己身上先站起来。

他 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是这天地之间的一个人，一个能生也能死、能爱也能被爱、能作恶也能行善、能受伤害也能够赠与、能负起责任也能迅速坠落的 一个人。在时间的长河中，他只是一个很小的瞬间。从前在开学的第一节课上，我经常让同学们掐一掐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吗？的确不会是梦吧？实实在在 地存在于自己身上，将根扎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跟着别人“梦游”。

这 样的个人，也是开放的存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已经事先给他预备了许多东西。物质上的，还有传统、习俗、道德、秩序，所有这些保证了世界的延续和这个人 的到来。一个人的出生就是接受世界的赠与，同时也呼唤着与这个世界潜在的关系，呼唤那些更为深厚的根源和价值。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是不是比他来时变得 更好还是更坏？这是他个人的一项使命，仅仅有关这个世界的使命很小的一部分。

只有作为独立和有力量的个人，才能考虑对自己本身和对这个世界负责。我们看到太多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是没有作为个人对 事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整个事情的链条当中，看不到有名有姓的个人这个环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站出来说：“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最终由我来负 责。”人们习惯于隐匿于体制之中，以体制作为自己的面貌和借口，而不愿意表达出自己的是非善恶。只要自己还在体制之内，他就更愿意是体制的代理人，体制的 传声筒，体制的组成部分，以及体制本身。

体 制也是这么要求他的。这个体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世俗权威，掌管着最高的世俗权力和巨大的世俗财富，而且是精神和真理的权威，它自称洞彻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真理，涵盖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宿命。因而，在它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情况下他的看法、他的立场不足为取，他的个性恰恰是最不需要的。如果一个 人想在体制之内呆着，他最好是采取体制赋予他的命名和身份，他的意义就是他在体制之内的意义，他的价值就是他在体制之内的价值。除了获得体制的肯定，其余 他一无所有。

天 长日久，体制的本性进入了他的人性，前者修改和替换了后者，他长得越来越像体制，变得与体制一样迟钝和铁石心肠，失去了他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和原先的敏 感。不同在于，体制是主体，是支配的力量；他作为“客体”，是被支配的对象。处于等级制度的不同位置上的人们，只是不同程度地受着体制的制约，他们都愿意 声称自己是不自由的，是无可奈何的。体制于是成了脱离人的控制的一头怪物。它仿佛有它自己要去的目标，而它要去什么地方，它的前景如何，没有人知道。即便 是它有一个方向，有多少人能够认同，也完全是个问题。

这样的体制，与更早时期的教会十分相似。马克思欣赏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宗教批判——假如上帝是everyhting，那么人就是nothing。在我们这里，体制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这个句式可以继续扩展：体制是光明，个人是黑暗；体制是荣耀，个人是耻辱；体制是崇高，个人是卑贱；体制是富有，个人是贫困；体制是有力量的，个人是丧失力量的；体制是积极的，个人是消极的；体制是高高在上的，个人是匍匐在下的。

在 今天强调“个人”，是强调一种责任感。责任感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责任感只能存在于个人身上，是每一个人愿意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对社会和民族的 现在和未来负起责任。缺少个人便缺少责任感；在没有个人的地方，便没有人负责，不存在负责这种至关重要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500多年前那位德国牧师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通过教会权威的中介，是否可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

假 如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还能够阅读经典，掌握这个世界古往今来的真理？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真相？不通过 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够获得恰当的学术眼光和其他判断事物的眼光？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够取得基本的判断是非善恶的立场，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 是坏人？是否不通过教会的指引，一个法院便能恰当地审理一个案件，一家报纸和出版社便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一个大学老师便能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回答同学们的 问题？

真 理不可能仅仅掌握在教会手里，是非不可能仅仅由教会来定夺。人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不可能仅仅由教会来颁布，而是需要人们自己一点一滴来创造。其实在这 里遇到的，还是现代性起点上的那个古老问题：理性与权威。是服从理性还是服从权威？服从自己的良知还是服从教会？这个问题正以从未有过的尖锐，摆在许多人 面前。

即 使在大学里，效忠也是第一位的，追求真理的学术活动排在它之后。衡量一个教师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准，不是看他的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而是看他是否规规矩矩， 是否在需要的时候心领神会，提供有效的配合、合作。说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其萎缩的人格和萎缩的学术眼光，对于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对于我们民 族精神创造性的损失，对于我们民族未来活力和竞争力的减损，是难以估量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即使有人想“负责”，最终的结局也是他所承担不了的。

需 要拿开教会的手，拿开教会对于我们的视力、听力和心灵的全权包办。需要运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运用自己的耳朵去听，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运用自己的理 性去判断，运用自己的价值来进行衡量。在一些在所谓已经有“定论”的问题上，在所谓敏感的人或事件方面，尤其需要坚持大是大非的态度，坚持真理的原则，坚 持道德与价值的立场，坚持一个理性的民族所需要长远的眼光。只有具有长远的眼光，我们民族才可能是生生不息、富有希望的。

这 并不是说，“个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在整个环境处于某种密不透风、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在整个社会浊水横流、泥沙俱下的情景 中，最有可能的是——在个人那里，保留了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这样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最有可能，在坚持个人良知的时候，是在坚持我们人性的最 后一道防线，是在构筑我们社会最后一道堤坝，是在坚守我们有关历史光荣（而不是耻辱）的最后一道风景。

举几个例子。1976年唐山地震时，唐山地区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听信科学家的地震预报，及时通报全县人做好防震准备，最终使得全县47万人，没有一个因房屋倒塌而死亡。他说：“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他还说：“批林批孔，在屋里能批，在院子里也能批”。这样一个违反“常规”的举动，是他一个人作出的决定，是他一个人经受的巨大压力。这个人了不起！他是我们这个循规蹈矩、不负责任的年代里，最为伟大的英雄。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

同样，为了能让上级领导及时地得到最新地震预报，唐山地震时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先生，在办公大楼里，贴出了他平生第一张大字报，那上面仅仅是新的情况通报，它们当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这位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一个十分“出格”的举动。包括汶川地震之后，四川教育厅官员林强，主动请求转让奥运火炬手及观奥资格，并说出“真相比荣誉更重要”。还有那位自杀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据艾未未后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死亡学生名单，有部分是这位冯先生提供的。

这 些人身在体制之内，同样受着体制的束缚，但是却站了出来，站了起来，拥有了一个超出体制的视野和力量。他们依据自己良心的行为，在我们全民族所有人面前树 起了崇高的榜样。他们昭示了良知与真理之光，提供了为人为官的标杆和尺度，贡献了我们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有力杠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盐，是我们重建民族精神 最可宝贵的资源。

那 些匍匐在体制之下的人们，是否也需要一点理解？当然，体制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的提供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来源。人们需要物质资料，需要与这 个世界进行物质交换，需要满足自己身体方面的各种需要。也因此，围绕着身体这个必然性，人们认可现实秩序的必然性，将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在体制的 大秩序之内，安置了自己的小秩序；在体制的大算盘旁边，放上一把自己的小算盘。

人 们将它叫做“日常生活”。这个怠惰的日常生活及日常秩序。如同我们的身体是密不透风的，围绕着身体的日常生活也是密不透风的。它不欢迎被打搅，更喜欢各式 各样的借口，并一有机会就屈服。有人喜欢挂在嘴上，“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金，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但实际上他要的比这个要多得多。然而，地位、 荣誉，世世代代的名声，它们能够建立在诸如身体这种脆弱的东西之上吗？仅仅是维护自己身体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理由吗？那将是非 常虚无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们来说，最终将自己的工作缩减为服务于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 们身体内部最为虚无的东西，便是“恐惧”。无法掩饰的恐惧，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恐惧，你能够从许多人眼睛里读到，从他们佝偻的身躯与奇怪的走路姿态里读 到。人们的面孔被它扭曲了。但是恐惧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对于我们的赞美，也不是对于我们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赞美。运用恐惧进行统治，是运用虚无进行统 治。

我 们的身体需要尊严被恰当照料，但是我们的尊严绝不止于身体，不能把我们的生命减缩成身体。马克思最初批评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将工人减缩成“胃”的存在。 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胃”的存在，将服从身体的必然性，当作唯一天大的事情。那样的生命没有尊严。尊严也不是“让”你有尊严，“让”来的尊严不是尊严本 身。

我 们在人世间匆匆路过的生命需要打开，需要一个意义，需要与这个世界同在，与这个世界更为深厚的价值根源同在，与他人同在。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是 将自己最为美好的那部分留在了这里，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创造和对于她的祝福，留给子孙后代。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也是开放的。这就需要我们走出自身，走出 身体这个囚笼，走出仅仅将良心锁在浴室里，锁在装潢漂亮的四堵墙之内，以及仅仅限制在体制所赋予的身份之内。

因 此，所谓“内部革命”，并非头脑中的革命，并非退回到人们各自身上，退回到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离和隔绝当中。相反，这是一个“走出来”的革命，是一个站起 来、站出来的革命。从形形色色的囚禁和被囚禁当中解放出来，勇敢地与他人站在一起，这是自我革命，是“一个人的革命”。称之为“内部”，是为了区别于“外 科手术”的框架，是以个人为起点，并认为个人这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如同阿基米德的起点，它能够撬起一个世界。尽管起点并不等于终点。

这 并不是一场发动，而是一个小小的仪式。需要一次仪式般的举动——“为”了自己并“对”自己做些什么。不要将自己置之脑后，不要将自己仅仅弄得灰蒙蒙、灰溜 溜的。而仪式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小小的停顿，是一个休止符，是与日常生活秩序拉开某种距离，哪怕是临时的。从某个暂时的断裂当中，我们来看清自己的位 置，看清自己，包括回到我们年轻时那样一些梦想。哪怕这之后再度返回到原有的轨道之中，但是风景已经不一样了。

为 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仪式？因为此前人们已经忍受太长时间了。伴随着恐惧，人们在张望和等待，宁愿让自己停留在萎靡不振之中，屈从日常规则的支配。但也许那也 是必要的。人们需要为保护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准备。包括在学术方面需要年深日久的积累，以及在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下，发展出更多不同的学术流派，可供参考和 争议。但是，事到如今，如果我们没有一丁点儿行为跟得上我们自己所说的，我们曾经所说的，那么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这 不等于说必须脱离体制，而是说，从此建立起一个警惕，建立起一个阻遏。尤其是当体制与良心发生矛盾冲突时，会有一个参考的选择，将事情往良心的方向倾斜， 让自己往良心的方向多靠一些，往真实和真理的方面多靠一些，不会特别难的。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代价。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我们已经被习 惯牢牢粘住，习惯恰恰是真理的对立面。

代 价不是完全没有。然而，人总是在付代价，各种各样的，是不是？站在屈从与日常规则这一边，付出的则是良心的代价，勇气的代价，追求真理的代价，是不是？这 个代价是不是也很沉重？每个人都希望有折衷的好方案，但它总是迟迟不出现。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一天天延宕下去？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拿走许多 东西，再返还一点给她、用以回馈和增强这个世界本身，有何不可？牺牲不是目标，但是在我们的词典中，是否不要绝对删去这个词？我认同帕托切克所说的：“为 某些事情做出牺牲是值得的。”同样他认同他的这个表述：“灵魂的忧虑”。

团结工会的工人们，有着对于自己行为更好的理解，它们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那些，仅仅物价和经济的原因，在Timothy Garton Ash那本《波兰革命》的书中，记述了这位英国记者在1981年的波兹南所见到的：一个有着苍白面容、穿着脏兮兮夹克衫的小个子男人说道：“你看到了，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波兰哲学家Josef Tischner 形容：“良心成长为森林……团结工会是由觉醒了的良心成长起来的巨大的森林……革命发生在灵魂的领域。” “一场灵魂的革命”，你相信吗？

那些有灵魂的人，有深厚根基的人，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根基的人们。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团团围住权力，须臾离不开权力，相反，他觉得自己便是一个自足的小宇宙，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有着无限的潜力和能够发展出许多力量，他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他的兴趣、他的探索将他引向更为神秘有趣的世界，他在其中更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在远离权力的地方，他能够生活得很好，甚至是更加好。

这样远离权力反而会感到快乐的人们，相比较而言，有可能对于权力有着某些免疫力。他们如果不幸进入权力，那只是一桩公共服务而已。《独 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曾经是一位律师，同时还是语言学家、科学家、农业学家、教育家和城市设计师及建筑师，是弗吉尼亚州大学的创办人和校园设计师。这样 的人，如果他不当总统他也会过得很好，他不会认为权力才是人生的顶峰，便也可能不会对于权力表现出那样的攫取和贪婪。

难 道就不能在权力之外，发展出别的思路？难道就不能摆脱权力争夺的眼光，来看待所有这些事情？每回有西方记者说，“你们持不同政见者”，我都要纠正一下，不 是的，我只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如果本国的官员这样来称呼，我倒是愿意接受，因为这样的人不被允许存在。）当我看到我的周围、我的国家存在那么多丑 陋的事情，这会让我感到耻辱。当我目睹我的同胞遭受法律不公正审判，我的尊严便受到了严重伤害，我的自由便是不完整的。

以 体制为起点，与以个人良知为起点，这是不一样的。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动手解除自己身上的符咒，自由是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做”些什么，自由是一个一个爱 好自由的人，他们愿意挺起胸膛做人，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不是像俘虏一样排起队来，“鱼贯”等待“被解放”。不难想象，更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起点之后，他会 在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做出许多有利的事情。那将是我们“良心的森林”到来之际。尤其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那些人们，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

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疑惑打量我们，到底你们这些人想要做什么？应该有 比“取而代之”更好的思路。那些认同“内部革命”的人们，那些决定“为”自己和“对”自己做些什么的人们，同时强调自己做的任何事情，绝不是以攫取权力而 出发点，绝不是为了“彼可取而代之”，我们这些人对于掌握权力没有任何兴趣（实际上谁来掌握权力是天下百姓的事情）。只是在这样一个昏暗的时代，我们愿意 忠于自己，坚守自己的良知，承担起对于我们民族未来的责任，承担起我们民族价值和精神重建的责任。

2010年3月19日

中国为何容不下这个德国志愿者

中国为何容不下这个德国志愿者

赵牧 @ 2010-5-25 15:54 阅读(8279) 评论(29) 推荐值(749)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转]中国为何容不下这个德国志愿者（卢安克）

因“没有做志愿者和教师的资格”并受到广西警方警告，长期在中国志愿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关闭了自己的中文博客（http://luanke.jiaoyu.or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在南京东南大学留学，此后，他一直在中国各地支教。
2010年初，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播出了对卢安克的采访纪录片，央视记者柴静报道说，１９９７年卢安克在南宁的残疾人职业学校学校义务教德文，却因没有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扣留过护照，还罚了3000块钱。
1999年他从德国回到广西，到河池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后来，他来到广西河池的的特困县东兰，在东兰县切学乡偏僻的板烈村小学，当了10年的乡村教师。
他在广西执教十几年，从未收受过学校一分钱工资，他每年三四千元的生活费均由其远在德国汉堡的父母提供，月支出不超过200元。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他得过乙型肝炎，并遭遇车祸险些丧命。


2006年，签证到期的卢安克不得不暂时离开中国，他曾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却被拒绝。被拒绝的理由是：只有在国家一级机构工作4年以上，或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外国人，才能入籍中国。

2007年，卢安克又回到了板烈小学，他的经历经过柴静等中国媒体人的报道后，感动了许多中国公众。
卢安克从2001年开始开设博客和个人网站，网站上有他翻译的上百万字的教育论著；在博客中，他张贴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作品。

在他的博客上，记者看到，在关闭博客的告示中，卢安克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在博客上声明，自己“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
网友“冰瀑”在博客上透露，他曾在四月份去广西东兰拜访卢安克，他谢绝了冰瀑的采访，原因正是受到了广西自治区公安厅“有关部门”的警告。
广西所谓“有关部门”的言下之意，就是让卢安克不要在媒体上出现、也不要再谈论有关中国教育和留守儿童的话题了。否则“有关部门”将可能会追究他的“不法行 为”，并随时有可能把他驱逐出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博客上，卢安克用不甚地道的中文写道，“我不是本国人（中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中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 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

卢安克说，“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也就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事情。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请你们理解。”

冰瀑质疑说，如果卢安克从条文上讲，确实没有充当志愿者和乡村小学教师的“资格”，但“有关部门”不仅不提供帮助和服务，反而对之发出了警告。

冰瀑说，“我不为卢安克难受，我难受的，是这个国家终于伤害到了百般隐忍的他。”

By what are we called human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laws: natural laws and ethical laws. Everything is subject to the former, but only human may be willing to subject himself to the latter. Only through the latter can he lend himself some dignity.

That is why, we don't accept all admitted of natural laws. For example, we don't accept the reason that a raper is caused by the beauty of the raped. Rape is not against natural laws (because it happens), but against ethical laws (because it should not happen). Things forbidden by nature can never happen, but things dismissed by ethics might happen. The happening of something does not justify itself by ethical laws. Ethical laws are characterized by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e are called humans not by natural laws, but rather by ethical laws. Surely, ethical laws should be subject to revision from time to time.

In face of love

All the time, I'd like to allow every one to do and say what he wants to do and say, as long as not too much, because I myself always go this way, acting on my own will. With full strength I strive to uphold and secure liber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face of love, I also stick to this principle. I easily fall in love, cus girls are so charming. But I cant force my beloved to love me. I simply dont have that right. Whether and how I love her is my business and she is not entitled to prevent me by any rude means. At the same time, she should not bear any responsibility to my love. She should listen to her own voice and make decision. If I love her, I may try to make she love me, doing everything I'm entitled to. How she responds to my actions and my words should completely be put under her considerations.

It is simply foolish and rude to say, 'if you dont love me, let's break'. Love does entail responsibility, neither do other any personal feelings and deeds.

what is human rights ?

To have human rights, means to be entitled to do whatever he wants to do and to say whatever he wants to say, as long as this does not intervene others to execute their human rights. Every law should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tatement. Otherwise, the law is bad and has no legal status. A state exists only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one enjoys his rights.